我军炮火封锁北平机场,但炮弹命中率过低,

“抗战”胜利后，北平虽然位于共产党的几个抗日根据地之中，但却被国民党抢先接收。为了和敌人展开“针锋相对”的斗争，我党决定在北平城内大力开展地下工作，陆续在北平发展了上千名地下党员。为了提高和城内地下党的联系效率，年7月，“城工部”决定向北平城内派驻报务员赵振民，由他隐蔽在北平城内秘密接收解放区的电讯，但他只负责收报、不允许发报。这样做是为了摸索在城市开展秘密电讯的经验，为电台建立做准备。

一年后，这个收讯点正式升级为秘密电台，开始担负起城内地下党的电讯联络任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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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初，城市工作部开始筹划在北平设立电台的具体工作。当时在北平城内，只有去年派过来的报务员赵振民，人手明显不足。经过仔细研究，城工部部长刘仁决定，为北平的地下电台逐步配齐三套人马和设备，而且三套设备要分别设在三个地点，这样才能防止敌人对电台进行彻底破坏。

随后，陆续有方亭、李雪、艾山、王超、岑铁炎等几名掌握了无线电技术的党员被派入城内，截止年底，北平城内的三部电台和报务人员均已齐备。

虽然仅需配置三部电台，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封锁很严，发报机这种高敏感设备是很难通过检查运进城内的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李雪用地下党的工作经费在西四北大街开设了一个“龙云电料行”，作为秘密电台的一个据点。

在这个据点里，地下党员们利用电料行提供的各种方便，躲在后院里自己动手组织组装了四部发报机，其中三部留在北平，另外一部还想办法运进了天津，提供给天津的地下电台使用。除了龙云电料行，地下电台在北平还有另一个据点，这就是开设在西单商场的“九九照相馆”。在这个照相馆里，同志们交接、取送电报，还在这里准备了蓄电池，准备在北平停电时为电台提供电力。

为了掩护电台的工作人员，党组织为他们安排了可靠的关系，作为掩护。三个报务员都有自己的“家”，有可以进行工作的合法容身之处。

为了掩人耳目，这些报务人员的“家”往往都布置成富裕活着官宦之家。比如报务员赵振民的家里，不但住房宽敞，而且墙上还挂着一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照片，作为挡箭牌。地下党组织还拿出一两黄金作为报酬，设法给赵振民买了一张国民党骑兵上士的证件，为他提供掩护。

还有一名报务员艾山，她住的房子是一个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婚房。在这个飞行员匆匆南逃之前，地下党通过关系从他手里连房子带家具一起买过来，而且进行了翻修。屋内一水儿的西式家具，陈设的非常漂亮。

地下党的这些掩护工作做得非常到位，在外人看来，这些住户都是深居简出、从不惹事生非的富裕人家。而地下电台的李雪同志更是将这一套“障眼法”玩得炉火纯青，由于地下电台的设置、经费筹措、技术指导、机器维修全都靠他一个人，所以他需要经常在城区内四处活动。为了掩护自己，他反其道而行之，平时出行非常高调。李雪经常戴着墨镜，骑着一辆摩托车，在北平城内风驰电掣般驶过。国民党军警都把他当成有钱人家的阔少，从来没人怀疑过他。

从年春天开始，国民党加大了对城内地下电台的搜侦。他们准备了十多辆载有仪器的车辆，不分昼夜在市内巡回搜索，试图定位电台。针对这一情况，刘仁同志指发来指示：国民党的吉普车在城内流动侦查，你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电台保护好。

敌情有变化，电台的同志们也采取了多变的对策：电台的波长、呼号和密码经常变更；报务员也经常搬家、变换住处，电台在一个地方久了，就容易被人发现。多变，就很难使敌人抓住规律，即使发现了电波信号，也很快就消失，从此再也找不到。除此之外，送到电台的电报和从电台送出去的电报，一律密写。由于电文都很短，同志们就把电文写在一张小而薄的纸片上，万一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及时处理。

当时密写的方法很简单，用稀米汤或者面汤写在白纸上，晾干后纸上没有痕迹。收电人员只要用碘酒一擦，字迹就会显现出来。在取送电报的路上，他们碰到好几次军警的临时检查，都平安无事地闯过去了。

对报务员来说，密码是最重要的。地下电台的译电员每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密码，由自己和解放区电台各持一份。秘密电台的译电员方亭回忆，当时他就是利用公开出售的小说、歌本、或者字典来作为密码工具的。

在被派到北平后，方亭先去西单商场的书摊上买了两套同名的章回言情小说，4册一套。之后他随意选定其中一册的某一页，再用这页中的若干行作为密码底，然后密写一份通知。交通员再把他的密写信息连同那套小说一起，通过地下交通站送到城外的解放区。解放区在收到这套小说后，密码就可以正式启用了。

除了密码，发报机也需要绝对隐蔽，北平城内三个发报点的报务员，都把收发报机藏得很严密。艾山把收发报机藏在床边壁橱的夹层里，再在上边堆满衣物；赵振民则在居室的墙上凿了一个洞，洞里藏机器，洞外挂上衣架；王超的电台则藏在电话机木板后的墙洞里。收发报机的天线，最容易被人发现，对此报务员们也都进行了精心伪装，比如赵振民的电台天线就伪装成了一根晾衣服的铁丝。

在北平城里工作，地下党员们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：所有电台的工作人员，尤其是报务员和译电员，一概不能参加群众活动，不能去公共场所，不看影剧，不看进步书刊，不与外界发生联系。

方亭是北平本地人，她离开家去解放区已经4年半，当被派回阔别多年的北平后，她非常想回家见见亲爱的妈妈。但是严格的纪律要求她，除了必要的工作关系之外，不允许和任何人发生任何联系，包括亲人在内。离家4年女儿，即使从母亲门前多次路过，也忍住了思念，没有相见。

即使工作中的同志之间，也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。北平城内的这三部电台，是地下党重中之重的部门，必须用最严格纪律来保护它的安全。

方亭在工作中，有一段时间一直和一个交通员单线联系，传递电报。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和住址，每次都在临时约定的街巷中接头。虽然每天都互传电报，但他们从来不多说一句话。

按照约定，方亭和这位交通员每天有三个时间、三个地点可以接头，这是为了防止万一有变化而联系不上。如果第一次接不上头，就按约定的另两个时间地点依次再碰头。

有一阵子，方亭和这位交通员天天见面。在那段时间，从西四北大街路西一带的胡同、到西单北太平桥以北附近的胡同，都被他俩走遍了。交接电报时，他们的交谈不过三言两语。一连好几个月，他们是彼此唯一能够见到的自己人，可是双方从来不互相打听。

因为不知道真名实姓，甚至连假名都不知道，为了工作方便他们只能互相起外号，比如交通员张斌就被艾山称作“猴子”，因为他的身材瘦长；而张斌在向组织上提到艾山时，因为艾山是女同志，所以称她为“小辫子”。

虽然如此小心，但解放前夕地下电台还是碰到了一次意外。

年1月初的一天，早上8点。正当方亭和艾山在室内紧张发报时，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方亭掀起窗帘一看，门外站着的是地方保甲和防护团的四个人，他们虽然不是军警，但却是敌人的眼线之一。

这时隐蔽电台已经来不及了，方亭和艾山只好虚掩放着发报机的里屋门，然后把这伙人让进屋内。

和对方一交谈，方亭的的心才稍稍放下一些。原来，这些人是看中了他们的这套房子，但因为房子的产权还有纠葛，因此他们就登门来打听房子的底细。

知道对方的来意后，方亭和艾山就和这些人周旋起来，说房主是空军军官，和我们是朋友。两个人面色从容，不动声色地让这几个保甲误以为她们在军界很有些关系，终于不敢造次，悻悻离去。

方亭多年后回忆：当时发报机的天线正伪装成收音机的天线，凌空从外屋拉进里屋，天线就从这几个人的头顶掠过，他们竟然全然没有注意。可见，地下党为他们安排富贵之家作掩护，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。

打发走这几个不速之客后，艾山走进里屋才发现收发报机就摆在床上。虽然只是虚惊一场，但这件事也给他们提了个醒，越是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候，越要加强警惕。

方亭解放后回忆，她们当时在地下电台译出的电报，是不能留存底稿的，但是解放区的收报、发报都必须留存底稿。解放后不久，方亭和刘仁亲自将他们发出的所有电报加以整理，文件包成一包后，上交中共中央华北局存档。

遗憾的是，“文革”中华北局被撤销，这包档案也已不知所终。

不过，因为长时间、高强度的收发电报稿，方亭还是能凭记忆想起一些零零星星的电报内容。

让方亭印象最深的电报，就是关于敌人的军事情报。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，地下电台几乎每天都要把敌人军队的调动、敌人军用列车的去向等，向解放区汇报。由于这类电报译发的次数特别多，所以方亭他们把什么16军、35军、92军、94军这些敌人的番号，以及张家口、南口、昌平、丰台这些地名的阿拉伯电码名熟练的背下来，直接就能拍发。

最让方亭难忘的一件事，是地下电台利用电报帮解放军炮兵校射。

年1月，北平守敌虽然已成瓮中之鳖，但他们为了在危机时刻还能逃跑，在东单广场抢修出了一个临时飞机场。为了切断敌人这条退路，城外解放军炮兵开始向这里射击。不过，由于坐标不准，刚开始射击时，炮兵的命中率比较低，炮弹经常打偏。

炮兵打得准不准，关键要看观察哨，但在城外的炮兵观察哨根本观测不到炮弹在城内的落点。因此，地下党就派专人帮助城外炮兵观察每一发炮弹的落点，然后再通过地下电台把坐标传回城外。就这样，在地下电台的配合下，解放军炮兵越打越准，终于用炮火封锁了这个短命的机场。

年前后，方亭看到了一篇当时围城部队的同志写的文章，其中讲到：北平内城的城墙墙基厚18米6，顶厚15米，外城城墙基厚9米9，顶厚6米6。这组数据一下子唤起了方亭的记忆——这些内容正是她亲手译发给城外解放军的。

除了军事情报之外，地下电台还在对傅作义的劝降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当时，地下党联系了傅作义的同事邓宝珊将军、老师刘厚同、还有傅作义的女儿等，对他开展工作。这几条线每天的工作进展，都要经过地下电台向解放区汇报。

正是因为有了电台的保障，在和谈期间，我军连傅作义的情绪变化都了解的非常清楚。比如他在徘徊观望、举棋不定的时候，晚上怎么睡不好觉，如何在屋里焦虑地踱步，甚至着急地把火柴棍放在嘴中咬，这些细节也都成为地下电台拍发的电报内容。

天津解放后不久，一天，邓宝珊将军告诉地下党崔月黎同志说：“傅先生的问题谈定了，思想问题都解决了。”当天，崔月犁同志就通过电台发出急电：傅先生已同意我和平条件。

这份电报发出后时间不长，交通员就送来了另一份不同寻常的电报，这份电报的字数大大超过一般报文，这就是傅作义将军将要发表的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文稿。这是一个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文件，它所创造的“北平方式”，使得万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障。这份重要电报就是方亭亲手译发的。

年1月29日，秘密电台收到一份急电：1月31日中午1点，我军从西直门鸣礼炮入城，组织群众夹道欢迎；通知地下党各负责人30日下午在何钊家中开会。

第二天下午，刘仁同志乘坐吉普车风尘仆仆进入北平，直奔何钊同志家，他进门第一句话就是：电台出事了没有？大家汇报说都很平安。刘仁很高兴，当场宣布：通知电台停止联络。

至此，北平地下电台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任务。（全文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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